30多个小时的背后

“那时并不清楚病人到底有多大的量，就知道有重症病人确实很需要被收治，我们必须要跟时间赛跑。”2月1日，作为北医三院第二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领队的乔杰抵达武汉。

“当时，虽然病人数处于上升期，但国家层面的宏观架构已经做的比较清晰了，即救治的‘两条线’——一头是方舱医院，一头就是危重症病房。”乔杰的任务就是做好“后头”。回驻地的路上，就开始思考组建危重症病房的方方面面。

总体上，组建危重症病房在比较有序中进行。

没多久，中法新城B栋整体改造成了危重症病房。北医三院独立接管了一个编制床位数为50的病房。同期调集的第三批113人的医疗队，2月7日中午到达武汉。第二天晚上9：00就投入了战斗。“那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经常会错说成‘中秋节’”，乔杰笑着说，因为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

不过，运行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难题等着队员们。一天，在为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时，由于多个机器同时运转，氧源供应不足，怎么办？当大家没主意的时候，乔杰镇定地说：“战时情况紧急，没有条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最终，乔杰想出了主意：把墙壁氧留给呼吸机患者，未上机的患者采用氧气筒吸氧。

回忆那段争分夺秒的日子，乔杰用了两句话概况：同舟共济，细节决定成败。从医疗队到当地医院，从企业到工人，大家都劲往一处使，协作配合。“因为过去是普通病房的门，变成隔离病房后，门缝要封细。那么，就得找封门的胶，找会封这些门缝儿的工作人员。”战场上，乔杰仍旧不遗余力地仔细核对着每个细节。

关照“看不见”的战线

与发热、急诊、呼吸等前线科室相比，产科门诊、病房是“看不见”战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生殖医学领域最高段位的大咖，乔杰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这些“看不见”的战线。

“全社会的力量都在关注前线科室，其他科室的手术也可以缓做，但是产科不行。孩子是一定要生的。”没到武汉前，北京的疫情防控已经紧张起来，乔杰所在的北医三院发热门诊量排在了北京前列。那时，不能停摆的产科，在北医三院迅速防护升级。不仅医务人员准备得比较充分，同时对孕产妇进行了有效预防的健康教育。

在武汉，危重症病房开始有序工作后，乔杰迅速把部分精力转移到了孕产妇的感染、救治情况的相关调查上。作为国家产科医疗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主任的乔杰，深入一线调研、指导，了解孕产妇的感染情况。她多次出现在产科儿科病房，为妇儿医生、为孕产妇送上“强心剂”，鼓励大家坚定信念，共抗疫情。

别说确诊，孕产妇一旦成为疑似患者，都非常紧张。乔杰还“以笔做枪”，2月12日受邀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在线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孕产妇的风险是什么？”的述评。

乔杰的述评成了很多人的镇定剂。文章指出，通过对最新基因序列遗传学分析和临床观察性研究等科学证据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认为截至目前尚缺乏能够有效支持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母婴垂直传播的可靠证据。而考虑到孕产妇是呼吸道病原体的易感人群，而且容易发展为严重肺炎，这就可能使得孕产妇比普通人群更易感新型冠状病毒，尤其是在她们原本就患有慢性病或孕期合并症的情况下，因此，孕产妇和新生儿应被视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和管理的重点人群。

“幸运的是，孕产妇轻症和普通型比较多。重症病例本身跟合并症更有关系，相对情况也还可以，与其他病例差不多。而且，最近收集到得更多的临床第一手资料，仍然没有母婴直接传播发生。”乔杰说。

如果产科门诊、病房是“看不见”的战线，那么医疗队驻地又是另一个“隐形战场”。

为了降低感染，乔杰当起了Tony老师，为来不及理发的队员们修剪头发；为了给队员们鼓劲，乔杰和其他院领导总会目送大家上班；为了让大家睡够6个小时，不管多忙，乔杰都会提醒大家要睡觉了；乔杰还鼓励大家练瑜伽、读文献、做病例分析、鼓励护士们做小发明……

虽然人在前线，乔杰也一直心系北京大后方。在线上办公，让她一刻都没有缺席“北京现场”。

到武汉后的第三周，北医三院本部每周的行政办公会、党委会已经联网进行。乔杰不仅会参会，继续指挥医院全局工作，而且也开始了对自己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作为一家大型医院，现在逐渐恢复正常诊疗，这个时候医院管理、感控等都很重要。”乔杰说，按中央要求，医院逐渐恢复正常诊疗同时，又必须做到院内零感染，因此，工作不仅要有序，还要抓细节。在防控上，对可能的危险点每天要巡视，在北京的医院行政班子工作做得都非常细致，每天下午4点都会有防控工作领导例会，有情况随时沟通商量。

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北京，乔杰都与她的战友们并肩作战。